真正的开拓，皆孕育于深耕的土壤，抽芽于笃行的步履。它从非单一的方法、偶然的行动，更是一束望向未来的光——怀直面未知的勇毅，踏奔赴远方的实途。

宇宙间有一个“应得定律”：每个人的命运，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我们是命运的塑造者。只要勤于学习、涵养德行、勇于创新、奋进不息，不断挺立起自我的价值，那些应得的馈赠——无论是精神的丰盈，还是人生的分量，终将如约而至。古人说“拥千金者值千金，应饿死者必饿死”，话虽质朴，道理却深。天道酬勤，功不唐捐。回望来路，正是那盏灯，照亮了后来更远的路。

1988年，在河南大学党委领导和全国高校校报同仁的支持下，我主持《河南大学报》编辑部工作，并组织编纂了《中国当代大学生优秀文学作品赏析》丛书，分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杂文四卷八册。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苏步青教授评价该丛书“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校园文学的空白”。这套丛书，是我们献给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的一份厚礼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大师生与读者的热烈欢迎。

那么，这套丛书与那段报人岁月背后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？

春日受命承重任

198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。

开封铁塔旁的泡桐，一夜之间缀满了紫色的花。我推开办公室的窗，那些花朵沉甸甸地垂着，像我桌上那摞待审的校报清样——藏着晨露般的新鲜，也载着满心的期待。

就在这个春天，我，一个毕业留校刚满3年的年轻教师，接到了担任《河南大学报》编辑部主任的任命。

副处级！三个字，像三块厚重的磐石，压在30岁的肩头。面对职务晋升，我没有封狼居胥的狂喜，惟有如履薄冰的敬畏。我在铁塔湖畔久久徘徊，湖水微澜漾开塔影，也映着一个年轻人心中的忐忑与憧憬。

上任后，我第一次去请教靳德行副书记，是在他的办公室。这位以治史严谨著称的学者，屋里简朴得让人意外：满架的书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函套已磨出毛边，窗台上一盆君子兰却开得正好。

“国臣，坐。”他摘下眼镜，目光温和，却有一种穿透岁月的力量，“你说说，校报是什么？”

我说出准备好的答案——“党的喉舌。”

他点点头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，学校与社会沟通的桥梁。”我接着回答。

他摆了摆手，起身走到窗前，指着楼下抱着书本匆匆走过的学生，语重心长：“看见了吗？他们日间上课，夜晚自习，心中偶尔也会泛起迷雾与困惑。这个时候，校报就该是一盏灯。”

他转过身，看着我：“在迷雾里，一盏灯能照亮多远？在困惑时，一行字能指引怎样的方向？这，才是你要思考的。”

灯！

这个字，如一粒火种，倏然落进我心底，燃起灼灼光芒。

我握紧拳头，指甲微微陷进掌心。那一刻，一字一句的承诺，至今清晰如昨：“请靳书记放心，我一定努力学习，开拓创新，让校报这盏灯，照得更亮些。”

他笑了。从桌上撕下一张便笺，写了一行字推过来：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。这是陶行知先生的话，送给你。”

那张便签，我一直珍藏着。几十年搬了多少次家，丢了多少东西，它始终夹在我的工作笔记扉页里，纸已泛黄，字迹如新。

广纳良言谋革新

开拓创新的必由之路，是改革。而改革，从来不是拍脑袋的草率之举，而是扎根泥土之后的深度考量——因为每一次改革，撬动的都是现实。

我把编辑部的同志们召集起来：“要改，就得先知道改什么。咱们得走出去，听真话。听上级声音，把握方向；听师生声音，贴近实际；听内行声音，开阔视野；听读者声音，找准需求。”

那个月，我们成了校园里最“不安分”的人。

蹲在学五食堂门口，端着和学生一样的搪瓷碗，一边吃饭一边听他们“吐槽”。学生们说话直来直去：“校报？太板正了，像老教授的长衫，少了青春气！”“新闻总是慢半拍，等看到，新鲜劲儿都过了！”

敲开中文系老教授的门，老人家捻着胡子，语重心长地提点：“文采有待提升啊！咱们河大可是出过姚雪垠、周而复的地方。你们那副刊，得多发点有文学味的东西。”

钻进印刷厂，和满手机油的师傅们挤在一起。一位戴老花镜的老师傅指着铅字版说：“你们这版面排得密，字又小，我这老花眼校对着真费劲！能不能松松筋骨？”

一个月下来，247条意见，记满了两个笔记本。

深夜，编辑部里6张桌子拼在一起，摊开的建议信像秋天层层叠叠的梧桐叶，铺满了桌面。昏黄的灯光照着每个人的脸，有年轻编辑的跃跃欲试，也有老编辑的沉吟不语。

“必须改。”我把笔记本放在桌上，“但怎么改？这么多意见，哪些该立刻采纳，哪些可暂缓推进，哪些是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，咱们一条一条梳理，逐一敲定。”

那一周，我们开了五次会。席间时而为观点争得面红耳赤，时而因想到绝妙点子相视大笑。每一次热烈探讨，都让革新方案几经打磨；每一遍精雕细琢，都让前行的思路愈发明晰。

那个春天，我们拿出了七项改革措施。每一页方案都经过5次以上的讨论与修改——我们笑称，这比古籍雕版还要精细。

革新首先从版面开始。

“《良苑》这个副刊名字好，”编辑小刘在版样纸上勾勒着草图，“良苑，既是良师益友的园地，也暗含‘河大是座好园子’的寓意。”

编辑小许负责调整字号：“从五号字改为小五号，每版能多容纳近3000字。但会不会影响阅读体验？”

为了找到最优解，我们请来各年龄段的师生试读。一位70岁的老教授戴上老花镜，又加上放大镜，仔细端详了半晌：“字迹清楚，只要排版疏密有致，留白得当，反而更省眼力。”

最艰难的是固定出版日期。印刷厂排期满，校对环节繁琐，一篇稿件从采写到见报，常常需要十天。我们重新梳理工作流程，将原本的“串行作业”改为“并行推进”——记者采写的同时，美编已开始构思版式；编辑改稿的间隙，印刷厂已预留出印制时间。

“这就像演奏交响乐，”我在编前会上说，“每个声部既要各司其职，又必须听从统一指挥，才能和谐动人。”

最终定稿的那晚，窗外已传来布谷鸟清脆的啼鸣。编辑部的每一位编辑、记者，都将七项改革措施一笔一划记在采访本里。薄薄的几页纸，却重若千钧，如春天里的播种计划，藏着我们对校报的期许，也藏着对未来的憧憬。

热血燃情赴征程

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，是缩短出版周期。

那段时间，印刷厂成了我们的第二个办公室，日夜驻守，朝夕相伴。

开封的夏夜，闷热得像蒸笼。《开封日报》印刷车间里，铅字架一排排矗立着，弥漫着金属和油墨混合的气味。我们一人捧着一版清样，凑在昏黄的灯光下，逐字逐句地校对。

汗水顺着额角滑落，滴在新闻纸上，洇开一个个小小的圆晕。没人顾得上擦拭，所有的注意力，都聚焦在眼前的清样上。

“张主任，这个‘的’字好像有点歪。”编辑小韩指着第三栏第16行，声音里带着考古般的谨慎。

我凑近细看，原来是铅字磨损了，导致那个字印出来比别的浅。旁边等候的老师傅立刻起身，从密密麻麻的字架上找出新字，“咔嗒”一声换上去——那声音清脆得像时钟的秒针，记录着报纸诞生的每一个瞬间。

凌晨两点，终于签完最后一张付印单。机器轰然启动，巨大的滚筒开始转动，油墨的清香在热气中弥漫开来。

第一张报纸从传送带吐出时，编辑小李小心翼翼地捧着，像捧着一个新生的婴孩。油墨未干，在他指间留下斑驳的黑痕，他却咧嘴笑了：“真香啊！”

“走，回家！”我推起自行车。

凌晨的开封，街道空旷而寂静，只听得见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和几个人疲惫却满足的喘息声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不知谁起了个头：“我们是五月的花海，用青春拥抱时代……”

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。

那歌声伴着我们，穿过鼓楼，穿过书店街，回到铁塔旁的校园。星光洒在肩头，最新一期还带着印刷机余温的校报，静静地躺在车筐里。

那便是心流之境——一种开拓创新的畅然，一种将理想落成白纸黑字的笃定，一种被理想点燃、彻夜燃烧的青春。

几十年后回望，那些深夜的疲惫早已模糊，可当年的歌声依旧清晰，不断在耳畔回响；夜空里的星光依旧明亮，不停在记忆深处闪烁；而那些浸透了汗水与热忱的油墨气息，早已经融入血脉，挥之不去。

这便是时光带不走的那道光——不是记忆不肯离去，而是你曾经活成的那个自己，一直在照亮以后的路。

微光聚炬耀前路

改变，总是从细微处开始，于无声处生长。

先是校外报刊开始转载我们的文章：《河南大学学者提出黄河流域生态新论》登上了《光明日报》头版。有编辑拿着报纸跑进来，兴奋得声音都变了：“快看快看，咱们的名字在转载栏里！”

接着，雪片般的交换函件从四面八方飞来。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南大……全国300多所高校都要求建立校报交换关系。那个绿色的交换信箱，原本每月清理一次都装不满，如今每周都要清理。负责收发的师傅笑呵呵地说：“张主任，你们校报比情书还受欢迎！”

真正让我动容的，是在图书馆期刊室目睹的一幕。

一个戴着厚眼镜的男生，把新出的校报平铺在桌上，用直尺比着，在笔记本上一丝不苟地描摹版式。他画得那么专注，连我走到身边都未曾察觉。

“同学，你这是？”我轻声问。

他抬起头，有些腼腆地笑了：“新闻系的。这版面排得真好看，疏密有致，标题字号也层次分明。老师说，好版面本身就是一种语言。我想学学。”

那一刻，我想起靳书记的话——在黑夜里，一盏灯能照多远？

眼前这个凝神描摹版式的年轻人，不正是被这盏灯照亮的追光者吗？而若干年后，他也终将成为点灯人，以自身的微光，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。

那一刻我知道，那盏灯，真的亮起来了。

格局启思蕴初心

李润田校长召见我那日，正值秋高气爽。

校长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，上面布满红蓝铅笔的标记——那是他作为经济地理学家思考的轨迹。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，照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和圈点，像一张沉思者的网，藏着对土地与发展的考量。

“坐。”李校长从办公桌后走过来，手里拿着最新一期校报。

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把报纸摊在茶几上，指着第二版：“这一版关于实验室开放的报道，写得很好。既讲成绩，也不避问题，还有师生的真实声音。新闻就该这样，实事求是。”

他又翻到第四版，指着“编后记”里的一句话：“‘大学之大，在于包容不同声音’——这句话有格局。”

我刚要谦辞几句，他却话锋一转：“国臣，你知道校报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记录学校发展，传播教学科研成果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不，是培养人。培养写稿的学生，培养编报的你们，也培养读报的每一位师生。你看那个编后记，不过几百个字，但它传递的是一种态度，一种胸怀，一种大学的气度。读报的学生，也许十几年后还记得这句话。一套好版面，本身就是一门无声的课，潜移默化，滋养心灵。”

我听着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沉淀，慢慢清晰。

临别时，他送到门口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国臣，格局决定结局。校报这方天地虽小，却连接着时代的大文章，关乎着青年的成长。好好写，写出大格局，写出真情怀。”

格局决定结局。这句话，如嵩岳晨钟，至今仍在我心中回荡。它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后来很多年的路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我在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：校报可以改革，那么，大学生的作品呢？能不能也做点什么，让这些年轻人的文字，被更多的人看见？这个念头，像铁塔湖畔的泡桐，悄悄生了根。多年后，它长成了我组织主编《中国当代大学生优秀作品赏析》丛书的初心与缘起。

如今想来，1986年的那个春天，不过是我漫长人生中短短的一瞬。可那些人、那些事，却像铁塔的砖石，一块一块，垒成了我后来的路。

靳书记送我的那句话——“行是知之始”——我一直践行着：改革校报是行，深入基层是行，亲力亲为是行。笃行的过程，就是真知的过程。

李校长说的“格局”，我也一直记着。后来主编《中国当代大学生优秀作品赏析》丛书，正是想把校报这盏灯，点得更亮些，照得更远些。让全国的读者都看见，河大的学生写得一手好文章；让全国的学生都看见，他们的同龄人在想什么、在写什么。

而我最怀念的，还是那些在印刷厂度过的深夜。几个人，几辆自行车，凌晨三点唱着歌穿过开封古城。那时候年轻，不知道什么叫累，只觉得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，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那份快乐，是躬身创造的欢喜，是将一张白纸化作有温度、有灵魂的报纸的欣喜，更是亲眼见证校报这盏灯，在自己手中慢慢点亮、渐次生辉的欣然。

铁塔依然矗立，湖水依旧微澜。只是当年那些深夜骑车回家的年轻人，如今，都成了岁月要成全的人。

“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”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句话，曾在无数个深夜，为我们点燃过前行的灯。这就够了。

可每当我翻开那一本本泛黄的《河南大学报》，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校对记号，看到那些铅字印下的熟悉名字，我就又仿佛回到了那个春天——那时，泡桐花开得正好，我们正年轻。

2023年3月，河南大学文学院百年华诞，邀我回校作学术讲座。

走进崭新的报告厅，台下是几百张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。主持人介绍道：“这位是张国臣教授。30多年前，他就在我们校园里，举办过一场轰动全校的写作讲座……”

掌声响起，我竟有些恍惚。时光的河流仿佛倒转，我看见了1986年的自己——那位30岁的青年教师，正紧张地整理着讲稿。而台下，是十号楼大报告厅里水泄不通的热情学子。

无声耕耘凝真意

讲座前的那个星期天，我在图书馆待了整整一天。

晨光初透，熹微的光亮洒进阅览室，我已经坐在靠窗的老位置上，面前摊开着《古文观止》《新闻写作教程》和字迹密布的读书笔记。笔记本边角微微卷起，里面记录着从靳德行教授那里领悟的治学方法，也有自己在办报实践中摸索的点滴心得。

“治学如探海寻宝……”我在新的一页写下这句话，想起昨夜重读的《淮南子》：“涉浅者见虾蟹，稍深者察鱼鳖，尤深者观蛟龙。”

写作之道，不也是如此吗？浮光掠影只得皮毛，深入生活方能捕捉鲜活的肌理。唯有钻探到时代与人心的深处，才能触及那不灭的光芒，写出有筋骨、有温度的文字。

图书管理员老马轻步走来，在我桌上放了一杯热水：“张老师，又是一整天？”

我点头致谢。老马望了望略显空荡的阅览室，感叹道：“周末还能这么用功的年轻人，不多喽。”

我深知，真正的积累往往始于孤独。靳教授大年初二仍在办公室伏案的身影，始终烙印在我心中。我渐渐明白，榜样的力量，不在于响亮的口号，而在于默然的行动；不在于瞬间的感动，而在于长久的闪耀。

午间，就着自带的馒头，我继续打磨讲稿。日光从东窗移至天顶，又缓缓西斜。笔记本上逐渐布满象征思考的箭头、圈点与批注。我想讲的，绝非干瘪的“写作技巧”，而是鲜活的“写作之道”——如何观察世界，如何锤炼思想，如何让文字拥有温度与力量。

傍晚离馆时，老马正在锁门。“讲稿成了？”他问。

“还在打磨，”我答，“总怕准备得不够充分，辜负了学生们的期待。”

“你准备得越用心，他们的收获就越大。”老马拍了拍我的肩，目光悠远，“当年冯友兰先生在这儿讲课，也是这般准备的。”

我心头一热。是啊，这里是河南大学，曾回荡过冯友兰、范文澜、嵇文甫等大师的弦歌，沉淀着深厚的学术底蕴。学术的火种，文学的灯火，正需要这样一代代人，心手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讲座定在周三的晚上。

我提前半小时来到十号楼，远远便看见报告厅门口人头攒动。校学生会的小王满头大汗地跑来：“张老师，不得了！来了至少500人，座位早满了，连走廊都挤满了人！”

我心中一惊：原以为能来百余人便算成功。

走进报告厅，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撼：300个座位座无虚席，两侧过道站满了人，后排空地坐满了人，连窗外都贴着年轻而好奇的脸庞。空气里弥漫着闷热的气息，却也藏着独属于青春的热烈——那是汗意与书香，以及对知识的炽烈期待，交融而成的味道。

“同学们，请让一让，让张老师过去！”小王在前方开路。

人群分开一条狭窄的通道。我走过时，听到细碎的私语：“这就是张国臣老师？”“听说他文章写得特别好！”“我想学怎么投稿……”

讲台上，麦克风已调试妥当。我放下讲稿，深吸一口气。台下瞬间安静，几百道目光齐聚与此，那里面有好奇，有期待，有对知识与方法的纯粹渴望。

“同学们，”我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，“今晚我们不谈空泛的理论，只分享实在的心得。我要教大家的不是‘写作套路’，而是‘写作诀窍’——如何让你写的文章，编辑愿意看，读者喜欢读。”

掌声如潮水般涌起。

妙解文心传诀窍

我从包里取出一份《中国青年报》，指向上面一篇文章：“这篇《嵩山脚下的读书声》，是我上周发表的。可能有同学会问：张老师，您是怎么找到这个选题的？”

台下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竖起耳朵，凝神倾听。

“答案很简单：用脚走出来。”我说，“上个月我去登封调研，夜宿嵩阳书院旁的招待所。半夜醒来，听见隔壁传来读书声——那是一位备战高考的农村青年。我与他聊到天明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。”

我略作停顿：“所以，第一个诀窍是：到现场去。脚底沾有多少泥土，笔端便蕴藏多少真情。”

台下响起一片沙沙的记录声。

“第二个诀窍：用眼睛‘咀嚼’细节。”我谈起靳德行教授教我的观察法，“譬如，靳书记办公室的书是如何摆放的？他茶杯下的渍痕是什么形状？他握笔时，笔尖与纸面的角度几何？——这些细节未必直接入文，却构成了你对一个人最本质的理解。理解透了，下笔才自然鲜活，有血有肉。”

我举一个贴近生活的例子：“如果你要写宿舍管理员阿姨，不要只干巴巴地写她‘辛勤工作’。你要去观察：她每天几点钟打开楼门？手中那串钥匙总共有多少把？她是否认得这栋楼的每一个学生？她心底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？将这些细节串联起来，一个鲜活的人物，便跃然纸上。”

台下传来会心的轻笑。

“第三个诀窍，是让思想抵达深处。”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“读书明理”四个字，“写作终究不是文字的游戏，它是思想的显影，是灵魂的表达。你阅读的广度，决定了视野的开阔程度；而你思考的深度，则决定了文章能走多远，能触达多少人的心灵。”

我以我们中文系同窗王立群教授读《史记》的心得为例，分享了何为精读深思：

“立群教授学富五车，不止于读故事，更从中淬炼出‘人生四行’的规律，鞭辟入里——第一，自己得行。这是根本。韩信所以成‘兵仙’，司马迁所以著《史记》，皆因自身有不可替代的才干与坚韧。机会永远青睐有准备的人。第二，得有人说你行。个人的光芒，需要被看见、被认可。萧何月下追韩信是力荐，毛遂自荐是勇荐，这关乎人与人的信任与托举。第三，说你行的人，他得行。来自关键处的认可，往往能决定命运的走向。商鞅遇秦孝公，变法方成；李广未得汉武帝全心信任，故难封侯。平台与背书，至关重要。第四，身体得行。这是所有辉煌的基石。霍去病英年早逝，诸葛亮鞠躬尽瘁，皆令人扼腕。没有健康，一切抱负终是空中楼阁。

这‘四行’，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它说的不只是历史，更是我们每个人安身立命、追求成长的朴素真理。”

我接着讲道：“我读鲁迅，不止沉浸于其笔力的沉郁顿挫，更试图体察那文字背后深广的忧愤与灼热的良心；我读当下的好文章，不止于欣赏，总要暗自思忖：它究竟触动了人心的哪一根弦？唯有这样的阅读，才能滋养出有筋骨、有温度的思考。”

一位坐在过道上的男生举手发问：“张老师，我们写了文章，怎么才能把文章发表出去？”

问得正好。我笑了：“第四个诀窍，了解编辑的期待。”我展示了几封退稿信和用稿通知，“编辑最怕空洞无物，最喜‘四有’文章——有时间性、有现场感、有故事性、有思想性。譬如，在九月你就着手撰写庆祝国庆的稿件，编辑收到时自然如获至宝，稿件在国庆特刊发表的可能性便极大！”

满堂掌声再次响起，带着恍然大悟的欢喜。

接着，我讲解了投稿的具体方法：撰写新闻消息时，如何以导语抓住编辑视线，如何结构文章使之张弛有度，如何结尾让人掩卷长思。“但所有技巧的前提是——你必须有真材实料。而这，又回到了最初我们所说的：用脚寻找选题，用眼捕捉细节，用脑深化思考。”

掌声，再一次不约而同地响起，热烈而持久。

两个小时，在思想的激荡中转瞬即逝。

我讲得口干舌燥，心底却愈发明朗。台下无一人早退、无一声私语，唯有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轻响，与思想共鸣时迸发的阵阵掌声。那些年轻的眼眸，在灯光里闪闪发亮，那是智慧被点燃的灼灼光芒。

“最后，我想分享靳德行教授曾赠我的一句话。”我放慢了语速，“他说，做人，要正直、务实、干净；做学问，要慎独、吃苦、创新。我以为，写作亦是如此——执笔之人须正直，不写违心之言；须务实，不玩文字游戏；须干净，不染抄袭之尘。而写作的全过程，便是慎独中思考、吃苦中打磨、创新中突破的修行。”

报告厅内格外宁静，窗外春夜的虫鸣依稀可闻。

“写作，是一场孤独的远征。但当你真正写出一篇好文章时，你会发觉——你并非独行。”我举起手中的笔记本，“这上面记载着前辈的智慧，生活的馈赠，也终将记下你们的探索与思考。所谓写作诀窍，归根结底便是16个字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思万千事，成万言文。”

掌声久久不息，如春潮涌动。

讲座结束后，学生们将我层层围住，不肯散去。他们争相提问，索要签名，小心翼翼地留下我的联系方式，眼中满是不舍。一位中文系的女生说：“张老师，我以前总觉得写作高不可攀。听了您的课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了——就从写我的外婆开始，写我最熟悉的人。”

“很好！”我鼓励道，“就从你最熟悉、最深情的人和事写起。”

小王兴奋地挤过来：“张老师！教务处刚才来说，这是本学期最火爆的一场讲座！好多同学站在门外听完了全程！”

离开十号楼时，已近晚上10点。春风沉醉，满园花香。我回首望去，报告厅的灯火依然通明，尚有学生在内热烈讨论。路灯下，三三两两的身影边走边比划着，大概仍在回味方才所讲的“诀窍”。

那一刻，我深切体悟到师者的真谛——非是灌输满桶水，而是点燃心中火；非是给予标准答案，而是启引独立思考的远航。

岁月回响续薪火

“张教授，您能否分享一下，当年那场讲座为何能如此成功？”

2023年的报告厅里，主持人的提问将我拉回现实。台下，当代的大学生们举着手机记录，眼中闪烁着与当年如出一辙的渴求与光芒。

我报以微笑：“因为我讲了真话。我告诉他们的不是捷径，而是正道；不是取巧的窍门，而是扎实的功夫。写作本无秘诀，如果真有，那便是——去写。广泛地阅读，深沉地思考，真诚地生活，然后勇敢地写下。写不好，再写；发表了，继续写；即便无人喝彩，仍要坚持写。”

掌声再度响起，与1986年的掌声跨越时空，重叠交融。

讲座散场后，几位学生围拢过来。其中一位问：“张教授，现在已是自媒体时代，您当年讲的写作诀窍，还适用吗？”

“更加适用了。”我肯定地回答，“越是信息爆炸，众说纷纭，越需要有真材实料的文字；越是众声喧哗，浮躁喧嚣，越呼唤独立的思考，理性的表达。写作的本质从未改变——以真诚的文字，表达深刻的思想，记录真实的人生，传递温暖的力量。”

走出报告厅，春日阳光正好。校园里的梧桐树比记忆中更加高大葱郁，而树下行走的，永远是一茬茬崭新的青春。我想起靳德行教授，想起他那间洒满阳光的办公室，想起他关于“榜样力量”的教诲。

或许，如今的我也成了某些学生眼中的“榜样”。而这，正是教育最动人的传承——我们曾被光照亮，然后努力让自己成为光，再去照亮后来的人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翻开1986年那场讲座的旧讲稿。纸页已然泛黄，但墨迹依然清晰：“写作诀窍：一、到现场去；二、观察细节；三、深度思考；四、了解读者；五、不断完善；六、保持真诚……”

我提起笔，在页边的空白处，从容添上第七点：“40年光阴验证，其道依然闪光。”

因为真正的好文章，经得起时光淘洗；真正的写作之道，能穿越时代而历久弥新。而这，便是我所能教给大学生们最重要的一课：写作从无终南捷径，唯有脚踏实地，唯有真诚不渝，唯有在寂寞的坚守中，写出既属于自己、也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字。

窗外，又一群学生抱着书本走过。他们的背影，与30年前的背影悄然重合。我知道，写作的灯火，就这样在一代代人的手中传递了下去。能参与这温暖的传递，是一位教师莫大的幸福，也是一位写作者永恒的使命。

作者：张国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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